普罗米修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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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广东网7月31日电 (记者 邓卓明) 七月三十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州会见了“世界媒体看广东”采访团，并现场回答境外记者们的提问。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华格纳：在中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治缺乏言论自由？

　　汪洋：你的问题提得很坦率，我也坦率地回答你———我不赞成你的判断。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中国从来不缺少言论自由。我们今天能够平等、坦率地在这里交流，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有些你们认为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看到这段话，是在某本杂志上，当时这段话是当作一周语录记载下来的，貌似是南方人物周刊吧。看了之后，大吃一惊。一是为这本杂志的主编，二是为我们亲爱的汪洋书记。

这是我生平第一看到有人把言论自由当作文革的原因来进行阐述的。

义愤填膺。令人发指。

建国六十周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言论自由自然也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且被宪法维护，我们广大的13亿同胞享有最彻底的言论自由，是最高形式的言论自由。这点我从来没有质疑过。

只是，文革十年，是言论自由过泛吗？而且文革期间所谓经济崩溃边缘，也是由于言论自由？这是疑问一。

疑问二，就算文革是破天荒的言论自由导致的，难道就把言论自由一棍子打死？这其中是不是又隐藏了这么一说：言论自由是该被限制的呢？

疑问三，“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始终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我们绝不容许多党执政，我们绝对坚持和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怎么扯上议会呢？这样的类比有可比性吗？

疑问四，纵使议会拳脚相向，这就可以顺理成章推出言论自由不当？乱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台湾太乱了，整天就像个连续剧一样不停地出花样。在我看来，这根本不能叫乱。很简单，我们无法阻止像陈水扁那样的贪官败类的出现，人各有志；重点是能否有一套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去惩办陈水扁，以及制衡蓝绿两党。现在的事实是阿扁进了监狱，不管无良的媒体怎么渲染和炒作，至少阿扁进去了，有把尺子衡量了他。对立是必然的，这才是多元化的本质，否则那叫和谐。

很多时候，我们被表象迷糊了眼睛，以为言论自由是乱的病根，还是需要管制。这里，可以套用柴静的那篇演讲辞，“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引自http://dhchen.blogbus.com/logs/46471090.html

同时，我向汪洋同志深深鞠一躬，谢谢您又让我有了一个怀念的理由。

附：

括号内为北风点评。

汪洋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话没错，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来只是个摆设，显而易见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却没有任何例如宪法法庭一类的救济机制。）中国从来不缺少言论自由。（主张言论自由的人的后果往往很严重，60年来因言获罪的例子多如牛毛。）我们今天能够平等、坦率地在这里交流，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相对而言，官员并不缺乏言论自由，甚至经常超越法律与常识而大放厥词。）有些你们认为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发生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后果将不堪设想。（“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而没有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的那些国家，重要基石之一就是言论自由，汪洋倒果为因。“这样的‘言论自由’”大大缩小了言论自由的内涵与外延，偷换概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时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并不全是因为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自由，把条件之一视为充分条件，逻辑上站不住脚）“不同国家对言论自由有不同的标准（首先应当厘清‘言论自由’的具体内涵，强调标准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普遍性。），我们不愿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把标准强加给我们。（再次偷换概念，两个‘标准’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