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说

小论科举与考研。 - [Communications&Studies]

这些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些时候放松下，却也着实不想提起笔写些什么。而如今，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以及周遭朋友安稳的着落下来，总觉得有些起伏了。寻得一书，名曰 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在转型 。是今晚于图书馆偶得的，恰又记起黄旦写的一篇 报刊的历史和历史的报刊 一文中，似乎提及过这本书，于是取下书架，办理借书登记。崭新的书，是没有泛着人气的。

在开篇序言里，说到了科举制度。有利，即为一般人家的孩子提供了跨阶级交流的一种途径；但更多的是弊，从本质上说，科举制度是被皇帝利用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虽然它的起源在于古代士大夫的一种普及教育的美好理想。科举制度随着时代的更替越发地顽固不化，遂成八股一说。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改变命运，也只好一心只读圣贤书，在条条框框里死命钻研，哪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求得一官半职，早已谢天谢地。有偶然的功成名就，即更加认定此法之合理性了。当官之后，教化一般平民的，也就是他们亲身经验，以及对于皇恩浩荡的无限尊崇。

读史终究是为了看清现实。有人曾批判说高考是八股，是变相的科举。在我看来，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现在的高考应试教育与科举相比，是有了大大的进步，至少高考主要考的是语数外，而不单单是只讲究韵律句法的那类诗词歌赋。语数外自然也可以镶嵌入意识形态，但毕竟这种东西客观的成分多，容人篡改的少，故而公正性还是有的。至于应试不应试，这个不能从历史找原因，我认为更多的是现代人的通病，浮躁，实用，功利。它扯不到政治批判上面。

但是，考研不一样。考研一般是四科，英语数学政治，外加一门专业。像我们这种纯文科的，就去掉了数学，变成一门专业基础，一门专业实务。考英语考数学好理解，毕竟是工具性的学科，在以后更深层次的研究中是用得到的。但是考政治，就不好理解了。

政治主要考什么呢？四块，马克思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看起来考的是一个综合素质，但实质上考的是政治正确。我一直觉得很怀疑的是马克思的终极理想，说是要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发展，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马克思运用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把人分三六九等，然后把那些榨取无产阶级血汗的资本主义者铲除干净，像这样的方法论，本身就是排他性极强的，连资本家都容不下，还怎么去谈每个人自由地发展呢？

考研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了。高考和考博都没有如此侧重政治正确的考察，至少没有明目张胆地把政治置于四分之一的地位，为何考研就必须要政治正确呢？

马克思主义不是坏东西，但倘若说是真理，也不尽然。两个人的学说竟可以在一个国家如此大行其道，甚至连一点其余的空间都不留给别家，（比如黑格尔，但凡他说的话，都是唯心的，所以在考题上，只要认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就基本可以判定是要批判的还是要颂扬的。马恩的话永远是辩证唯物主义，其他的要么全然不对，即使对了也只是半截子的机械唯物，云云。）这怎么能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呢？我们自然需要很多持马恩主义观的学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见解更加深刻，但是倘若一个国家13亿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丝毫价值，相反，即使是最低劣的唯心主义者，也胜过13亿人太多太多。

在一个强调统一与稳定的国家，提倡某种观点看法并不能说过分，但如果只准造同一样的人，同一样的理想，那么显然不值得赞扬。有些人天生就没有什么大目标，你要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还不如求他别把自己一不小心弄死来得实在。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吃苹果。有些人就喜欢一个人看黄色小说。这些小小的爱好兴趣有问题吗？我看来是没有的，甚至是最基本的自由。但自然不是值得提倡的。可是，不值得提倡不是说要消灭。有些人就喜欢吃梨子没理想看黄色小说，你偏要叫他不要这么做而按其他人那样吃苹果有理想看红色小说，这太残忍了。

然而，意识形态的工具是强大的，1984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公最终从内心里发出了对老大哥无比尊敬的感情，虽然他也曾长着一块反骨。看起来结果是完满的，但这个过程不正确。这是对人性的消灭，人完全没有了许多人批判的那些个欲望，这是走向反面的极致。

可悲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已经感觉到辩证唯物主义在我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对于我们这群考研的人来说，大部分人觉悟还是有的，但没有那么高，以为自己有点思想，就爱胡思乱想，而且控制不住情绪，大大的危险。高考的那群小朋友甚至连智都未开，谈不上政治，考博的那群老朋友思想都已成熟，转换困难，放弃也罢。可怜的我们，不尴不尬，再给你来这么一出强化训练2000题，亲爱的，你还不给马爷爷磕头？

所以，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多异化，老师完全异化成赚钱的商人，学生异化成马克思主义者，博客异化成小资的手写本，政治异化成周立波和小沈阳。马克思都被异化了，成了哈利波特里面那个不能说的名字，当然，也只是出现在考题当中，自然不能说了，只能让你去猜是不是马克思说的，是的话 就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的发展的全面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圣旨，他放个屁都是唯物主义的屁。否则就是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断裂的片面的唯心的机械的只对立不统一或者只统一不对立的鬼话。

这与科举的八股文在本质上根本上主题上性质上根本性质上根本基础上核心上标准上你他妈的随便什么上，没有丝毫的区别。这是科学的八股文，是由我们这些小青年实践着的正确八股文。谢谢。

费斯廷格的十二元餐券。 - [Communications&Studies]

本来昨天要写的了，没时间，今天补上。还是按昨天的时间写吧。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上午在教室自习，有人过来派传单，很小的一张，上面写着，“亲爱的同学，若你能在今天上午11点30或下午5点20到C205帮助我们做一个噪音的测试调查，那么你将获得学校餐厅的6块钱代金券。谢谢你的参与！”

鉴于本人正在复习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东西，看到这样的测试调查，难免起了好奇之心。我在书上也常看到这些调查研究，于是想体验下究竟是怎么个测试法，至于主题是什么，我觉得无所谓。

不管如何，在11点15分的时候，教室里的人已走了大半，匆匆忙忙拿只笔，就过去参加测试了。

噪音测试还比较顺利，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些刺耳的声音，比如说指甲挂到黑板之类的。都是很正常的噪音，而且有些是路边录的，感觉有点像海边公路，甚至让我有了想睡觉的冲动。美！

做完测试，拿了六块钱餐券，去吃饭了。

途中碰到一同学p，也是刚刚做了测试，于是谈论起这免费的午餐，觉得很爽。他突然提议说，下午一定也要来再做一次，再吃一顿免费的晚餐！

我当然是附和，虽然我目标并不是这六块钱的餐券，但经他这样一说，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我想，下午肯定很多人都会去的，那再做一次也就无所谓了吧。

到了下午5点10，我收拾好东西，走到了c205.

这次低调了很多，怕被发现。然后我环视四周，居然没有看到p！顿时，我感到极度不适，感觉自己很卑鄙，居然为了6块钱餐券，就来再次做测试，这样对他们的测试结果也不准确！

我很有负罪感，本来我想的是来做测试的，而不是那6块钱餐券，现在倒好，现实把我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好奇心都打碎了，我就是为了6块钱！我就是为了那小小的六块钱餐券！我怎么可以这样？！更关键的是，p没来！他的失信更衬托了我的卑鄙！

我拿着下午的6块钱餐券，低着头，心里觉得很罪过。真是很罪过。而且我根本找不到为我这种行为解释的理由！

费斯廷格有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的这种心理现象。“认知不协调理论”。“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需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此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紧张的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自我调适，其一为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讯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藉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致心理平衡。”

简而言之，我本来不屑于为了钱财而折腰，这是我的认知框架，而如今我做了一件为了钱财折腰的事情，与我的认知相抵触了，这是其一。其二，我鄙视欺骗和不择手段，如今这两样我都占据了，也是与我的认知不协调。这两个层次的不协调造成我心理的不适和负罪感，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来解释这种扭曲，但没有找到，于是更加内疚和自责，这种自我惩罚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我的负罪感，让我不觉得那么负罪。

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因为我并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认知来取代我以前的认知，或者说对我的行为有任何美化的举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还是处于认知不协调的不平衡状态中。无法解脱的最终后果，是歇斯底里的疯癫。

对于心理学的理解，我认为有些是很玄乎的，比如有个心理学家在研究法西斯大众心理时，把人的心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即表面层次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貌，谦虚，和气。第二层次集中了人的罪恶，比如自私，冷血，狂躁。第三层次则是核心，是人本质的美好，比如善良，勤恳，自由。法西斯正是利用了大众心理的第二层次，将大众的心理调适到此，才造就了那么多悲剧。这个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法西斯的盛行不是某个“贼夫毒子”的个人魅力的原因，而是大众。大众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只不过是被激活了而已。

费斯廷格的这个理论也是这样。其实有些概念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了，只不过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没有用一种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心理学，正是将这些隐藏的真相以一种科学的论证展示了出来，显示了它独特的魅力。

储安平与自由主义。 - [Communications&Studies]

中国新闻史新修是吴廷俊写的，快要看完了，感觉很好。

在第十一章 两极对决中的新闻事业 中，写到了储安平，以及他创办的《客观》和《观察》杂志。储安平是个自由主义者，擅长写政论，在1966年失踪。这本教材讲了他的三个批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一是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第三是期盼进步中产阶级崛起。

在“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这个小章节里，作者列举了储安平写的一些文章。我截取一些。

“储安平在《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一文中分析共产党‘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其次则是‘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对于前者，他表示：‘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加入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打折扣，然而打了一个打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在《共产党的前途》一文中，他甚至表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此外，他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认为，共产党讲究‘统制’和‘一致’，否认在其治下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有论者指出：这一论调：‘无疑体现了大多数对中共缺乏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反映出他们在战后社会急剧变迁中所面临的认同危机。’”

由此可以看出，此教材的作者吴老先生是个狡猾的人，但也是个好人。

书里还说了储安平的“执着追求言论‘干政’之梦”，储安平认同张东荪的观点，“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作者对这个观念的看法是“可见储安平深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在中国舆论亦能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虑及其时的现实环境，他的理想毋宁说是梦想。从此意义上说，储安平是一位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他的追求执着坚定却不合时宜。”

在论及自由主义时，吴先生还写到，“自由主义的追求不能说不美妙，但为什么总是以失败告终？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一没经济基础，二没法制保障，更有人中肯地分析道：‘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未能充分满足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历史水平不向它倾斜自有其内在理由。20世纪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按其自身的逻辑在运行着，任何以为中国只能按西方国家的某种模样跻身现代行列的理论，都不免是一种教条式的空想。’”

我觉得从骨子里，吴先生是赞同储安平的吧，这些为现实寻找合法性外衣的借口，如此无力，即是证明。

还有一点我在书本里感受很强烈的是，吴先生对于毛泽东的描述。我不太了解吴先生的历史，但从他眼里看到的毛泽东，显然不是那个最红的太阳最亲的毛主席。不过，我认为这种看法很值得拿出来讨论，而且敢于在自己的书里写出来，就很了不起。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一度也这样认为。不过现在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历史还是客观的，可能这10年20年不会出现明目张胆的异见，但50年，100年后，真相一定大白天下。所谓有没有历史眼光，说的也就这么回事，别以为可以掩盖20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不愿或者不敢说罢了。

 ps：我本上百度找到了储安平的相片，但乍一眼看上去他很像我一个同学，而且其貌也不怎么端，所以就不放上来了。

报人。 - [Communications&Studies]

在看 中国新闻史新修，第十章 抗战烽火中的新闻事业，里面有王芸生的一段话，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我觉得很感动。这段话好就好在有一种决绝的勇气与热爱。

又忽然想起在某人博客里看到的南方都市报的发刊词，当初看的时候也很感动。

“

    我们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比好的更好。我们都是搞实业的人，我们都想搞大。办报纸与种地并没有什么两样，卖报纸与卖苹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千万不要把我们看得太重太高。

    不要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教诲。我们也是一群俗人，我们并不比你多一份美德。你们有的缺点我们都有。

    不要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裁决。我们不是居委会大妈，我们不是警察。报馆不是法院。

    不要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眼泪。我们不会煽情，我们不是催泪弹。

    甚至良知。甚至正义。我们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势。请继续指望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只有国家、政府才能提供良知主持正义。我们渴望并且需要良知和正义，我们只是良知和正义的受益者。我们不是真理的化身。

    我们只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试图记录一些真相。我们只是努力还原与再现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已。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情那么简单。声音和符号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无数缺失和走样的可能性。我们只是努力克服这种可能性而已。每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都未必准确无误，更何况转达别人的思想。主观叙述永远是相对真相，因为我们不是天使，长着翅膀，先知先觉，俯瞰人间。

    我们在人间。我们以仰望的姿态面对大众。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承诺，在追求真相的路上我们争先恐后。如果说责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责无旁贷。请给我们机会，我们会成熟起来。请给我们机会，我们会理性起来。让我们静下来想一想，我们距离理性到底还有多远。让我们现在就从小事做起，看完我们的报纸请不要随地乱扔。(作者:程益中)

”

我不觉得南方都市报是份大报，但我很敬佩其中的人，在一个真相缺乏的社会里，能有一份求真的良心，并且敢于表达，这与民族危亡时刻宁肯停报也绝不妥协的报人一样，都是赤子。

我喜欢并崇拜长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写的文章有条有理，其中最鲜明的却仍然是他忧国忧民的那种情感。我不赞赏情感用事，但每每读起那些句子，饱含生命力的词语，总会觉得无限感慨。

汉斯立克与麦克卢汉。 - [Communications&Studies]

最近在看李彬写的 传播学引论。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先看了 大众传播理论 和 人类传播理论 后，才看这本书。相较而言，李彬这本书很有趣，而且门槛很低，一般人都能读，也会很喜欢读。而大众传播理论比较专业，但范围太狭窄了，读完也只是了解到传播学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写的并不好，理论不够完善，对于理论怎么演化以及如何验证都没有详细描述，比较散乱。人类传播理论最艰深，说实话我基本上没看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逻辑性最强，而且对于传播学的介绍最为全面详细。李彬这本书呢，妙趣横生，文采四溢，而且全面，很有提纲挈领的意思。反正我认为不可多得啦，不是学新闻传播的人也可以拿来看看的，一点都不枯燥。

不过我这篇文章不是写书评的，主要写两个人，汉斯立克和麦克卢汉，这两个人在李彬的 传播学引论 这本书里做了比较，点其实很小，但深度足够。

Hanslick

汉斯立克是“（1825-1940），19世纪奥地利最杰出的音乐评论家，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音乐美学家。”当时读到这里时吓了一条，这人活了115岁啊？！后来百度了一下，才发现是1904，这才心安。。。言归正传，汉斯立克写了一本书，《论音乐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在我们日常的观念里，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可以是表现爱情，友情，忧伤，欢乐等等，而形式则是不同风格的音乐，比方说流行乐啦，交响乐啦之类的。这两个概念如何等同起来呢？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的内容不在于它表现什么感情，而在于它是如何组合而成的，是一个又一个音符的排列顺序构成了音乐的内容，也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不太好理解是吧？我当时看着也糊里糊涂的。他后来有个比方，写的不好，但意思对了，我按我的意思写出来。他用玫瑰和森林做比方，玫瑰发出芳香，它表现芳香，但你不能说芳香就是玫瑰吧？森林阴凉，表现出阴凉的摸样，但你不会以“阴凉”来作为森林的内容吧？玫瑰的内容是玫瑰这支花，而森林的内容是一棵棵树木及他们构成的空间。这就很形象地表达了他的观点“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他这个论点让我想起有关哈姆雷特的那句话，“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也就是每个人会根据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来体会艺术，而这些体会不是艺术的内容，只是一厢情愿的牵强附会。哈姆雷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文字，段落，和它本身的结构。这是从一个纯粹的角度看艺术，也是汉斯立克提倡的。他提倡的音乐美欣赏的关键不在于其中的情感，那是外在的主观的东西，他提倡的是音乐的本质，乐音的运动形式。

这是汉斯立克的观点。而麦克卢汉的那句著名的论断“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讯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麦克卢汉是个怪才，加拿大人，有人称他为爱因斯坦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有人称他为毫无逻辑只想哗众取宠玩弄文字游戏的疯子。他的逻辑凌乱是出于他的一个信念，他认为印刷时代的到来固化了人类的思考，使得人类只能以线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他要突破这一桎梏，所以写的书也好，发表的演讲也好都很发散，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人将他归为“技术决定论”者（显然 大众传播理论 这本书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对此冷嘲热讽。），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全面。关于“媒介即讯息”这句有点像“神谕”（李彬形容的，我觉得很好）的话，很多人解析为媒介的形式造成的影响会大过媒介传播的内容（讯息），也是回到了技术决定论这个母题身上。但李彬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对比汉斯立克和麦克卢汉，也正是想说明形式和内容这两者之间更加深层次的联系。

“麦克卢汉曾打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说媒介传播的那些具体的‘讯息’就像小偷手里拿着的一块肉，其目的在于诱骗看家狗，转移他的视线。倘若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块肉即媒介传播的具体讯息上，而忘记小偷即媒介的真正用意——延伸人体，铸造人们的生存模式，那岂不是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麦克卢汉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好，“每一个媒介的‘内容’并非它本身，而是另外一种媒介，假如印刷（媒介）的‘内容’是话（另外一种媒介），电影（媒介）的内容则是小说，戏剧及歌唱（另外的媒介）。”所以，“电影这个传播媒介，改变了人类的感官能力，把我们从连贯的世界拔出来，带入一个有原创性的图画结构之世界；电影本身便是‘信息’，把直线性的联系变成非直线性的图画，它的影响力是不假外求的，至于装的是什么内容则不关紧要了。”

在我看来，理解汉斯立克的想法比较顺畅点，但不太顺理成章，而麦克卢汉的观点虽然与汉斯立克的观点一脉相承，只是把两个概念的位置互掉，但总感觉很别扭。我觉得媒介的力量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影响力”，它内化为此种东西了，但若单纯把它抽离出来作为内容，好像又有点玄妙。就好像我们用中文写作，已经内化了中华民族的一些普遍观念，这些观念会碍于我们的表达，会形成我们的表达框架，但这些观念能抽离出来吗，或者说“无关紧要”呢，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要是所有的通常意义上的讯息不关紧要，那如何在此基础上取得人类的进步呢？是不是一种媒介只能构成一种世界观和思考方式呢？难道只有通过媒介技术的改良来形成新的思考模式和行为习惯吗？我想，过于依赖物质的更新换代不是一个很好的动机。

Mcluhan

我有些时候觉得，很多学者的贡献并不是原创性的，只是把某个学科的某些概念套用到另外一个学科上，从而丰富另外一个学科的内容。我感觉这种工作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也可能会有贡献，但不会有突破，最多也只是与时俱进。麦克卢汉显然是个例外。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他又开始风靡世界的原因。他像个预言家，却没有水晶球，所以他不让同时代的人信服。但一旦他的预言得到了部分证实，人们又开始琢磨他的每句话每个字，仿佛一切都是上帝泄露的秘密，在这样一个时刻，保持冷静与克制是很重要的。

文化霸权及文化保护。 - [Communications&Studies]

今天晚上回到学校了，于是看了两章理解传媒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值得思考。

书上说到了文化霸权，说美国的电视制作业太发达，于是“倾销”到欧洲的国家，造成欧洲为了保护自己的本土电视节目而设置了“配额”：规定要播放50%本土制作的节目。

平心而论，美国人制作的电视节目精良，并且又是用“英语”这种国际语言为主的，当美国的节目贩卖到欧洲等国家时，往往会以低于欧洲人自己制作的节目的价格，于是，价廉物美的美国电视节目迅速抢占了欧洲的电视市场。

关于美国这种“文化霸权”，有很多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坚决抵制，说要保护自己的文化产业，不能让美国逐渐侵蚀了自己国家的文化。我对于这种看法的态度是保守消极的，为什么呢，我认为文化保护很有问题。

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文化呢？很多人会觉得吃惊，反问道，难道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值得保护吗？我觉得这个反问有问题，当一种文化衰落到需要人为保护才能苟延残喘于这个世界上时，请问这种文化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仅仅因为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悠久历史就是它值得保护的理由？又有人会说了，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说以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比喻，当消失一种物种时，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是有坏的影响的。这个理由我觉得也很荒诞。拿熊猫为例，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强呢，还是人类过度地保护造成他们还能活下来？我的意思并不是剥夺熊猫的生存权，而是放任之，既不赶尽杀绝，也不要过分保护，让他们自然生存，看看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同理，文化也不该这样吗？

很多人又会说了，说汽车工业也不是先保护起来了吗？我们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现在把市场敞开后强势的对手就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造成人为的灭绝。这个类比看似有道理，其实没有。汽车工业和一批重工业与文化不同，他们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象征，没有他们，国家就没有足够的底气去与外国谈判，也无法直起腰干。而文化呢，更多的是一种软实力。所谓的“文化霸权”为什么会形成？难道霸权文化就丝毫没有值得认可的东西？就都是西方人给东方人的洗脑？肯定不是，恰恰相反的是，霸权文化之所以会流行，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观，是一种人类都认可的思想，只有人类共同的东西才可能得到普及对吧？如果霸权文化是宣扬种族歧视，宣扬战争的东西，我们又怎么可能接受呢？如此看来，“文化霸权”非但不是坏的，反而是先进的，好的，从而被我们嫉妒的，排斥的。

现在都在讲全球化，与世界接轨，毫无疑问，这种全球化，就是西化，美国化，这是无法避免的。当然这其中有好有坏，像我上面讲的，应该分开，什么是硬实力，什么是软实力，什么值得发展，什么不应该固步自封，都应该要客观地看待。不能一棍子打死，都反全球化，那吃亏的也只有自己，也不能什么都与国际接轨，美国自然也会有很多糟粕的东西。对于这种趋势，我的看法是以国家层面上讲，必要的硬实力必须发展，不能全部托给国外，但一些柔性的东西就不必要死死守着，我们都不是白痴，都会辨认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其实早就内化于我们的心里，是无法改变的。

至于衰落的文化有没有保护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必然不能完全毁灭，但也不要死守着寸土不让。毕竟文化也是发展之中的东西，要是老是停留在那些个过去的时代里，怎么朝前看呢。

广州真的很乱吗？ - [Communications&Studies]

广州很乱？至少在我爸眼里是这样的。每次说起广州，他都会说广州很乱。至于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印象，我倒是没有问过，只是隐约觉得他有点对广州厌恶罢了。

前几天老师恰巧讲了一个理论，“培植理论”，又叫“涵化理论”，“他们的中心论点是，电视‘培植’或创造了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尽管未必准确，却轻而易举变成了现实，因为我们作为人，竟会相信现实确实如此，并基于这样的‘现实’对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作出判断。”这个理论是由乔治 格伯纳 提出来的，他的研究方法支持了他的假设。他以电视节目里的“暴力”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分析了电视的节目内容，发现电视中的暴力活动比现实中的暴力活动更频繁，比如“每100个美国人中约发生0.41起暴力，而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却有超过64%的电视人物卷入暴力之中。”然后，他做了一个“文化指标分析”，即设计问卷调查观众你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有多大比率。分析结果显示，经常看电视的人得出的结论与电视中的“现实”接近，与真正的现实相差甚远，而那些不太常看电视的人倒是更接近真正的现实。

他的研究证明了，媒介对于受众的影响，往往会造成受众对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看法的偏差，这种偏差一方面影响受众的世界观，另外一方面，以暴力为例，会影响到受众的感觉。由于受众通过电视了解社会，于是会把这种暴力的“现实”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产生不安全感。格伯纳说道，“Violence doesn't make you more violent,violence makes you more scared.”

格伯纳继续研究，发现这种不安全感会导致受众希望“管制”，放弃自由。从这一层面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会对报道暴力灾难的新闻加以支持的原因，民众的恐惧会需要一个强权来提供庇护，而这种庇护最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政府扩大的管制了。于是，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巩固。（其实也可以联想到成龙，估计他也是深受媒介的“迫害”。http://czh-zane.blogbus.com/logs/38325160.html）

格伯纳还创造了一个“卑鄙世界指数”（mean world index），“看电视多的观众与看电视少的观众相比，会更倾向于把世界看成一个卑鄙之境。”倘若恰好你刚刚处于一个治安不好的环境中，或者是刚被人偷了钱包，那么这种卑鄙世界指数会升高，从而更加坚定了你对于这个“邪恶”世界的看法。

我又想到，在我爸每天接触到报道广州治安乱的电视新闻之外，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有次我爸去火车站接外婆，他走在前面，外婆耳朵上戴着的一对金耳环被抢去了。当我爸反应过来的时候，那贼已经不见踪影了。基于这种亲身经历，任何讲广州“乱”的新闻都不为过了。而广州，也的确成了我爸眼中的“卑鄙世界”。

ps: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我最近也遭到贼的洗劫，手机没了，里面的电话卡倒是被那贼丢了出来。钱包里的钱也没了，贼还好心地留下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该庆幸好，还是该臭骂一通解解气。这件事给我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再也不去操场跑步了。那个地方，贼窝。

沉默的螺旋。 - [Communications&Studies]

所谓沉默的螺旋，是指这样一种意思：“诺埃尔-纽曼对选举进行了考察，发现总会有某些观点占上风。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即符合占上风的观点，那么就会公开发表；反之，则会保持沉默。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沉默的螺旋’。这一螺旋式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一派的观点最终会占上风，而另外一派的观点则会销声匿迹。”

这个理论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你的意见与你所认为的大众舆论相左，在公共场合下，你一般不会表达你的看法，而会沉默，这是由对孤立的恐惧而引起的。保持沉默，“是人们为了避免受到其所属的社群的孤立而做出的尝试”。

有研究者做了一项名为“火车测试”的实验。“此项测试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在一节火车包厢内与一名陌生人共处五个小时。假设这名陌生人提出一些话题，受试者要决定是否愿意与他讨论这些话题——从打孩子的屁股到德国政府。”

“研究者就这些话题，在几年的时间内对3500多人进行了测试。他们发现占压倒多数的趋向是：当受试者觉得某个话题会得多数人的赞同时，就会继续讨论下去；反之，就把它丢到一旁。人们似乎不愿意‘兴风作浪’。”

此实验也证明了“沉默螺旋”理论的现实性。但似乎，这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感觉还是有差距的。举个例子，就经济来说，现在金融危机，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市方案，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一个“占上风的观点”。这是不是就说明在经济这块领域，人们的话语权就不受“沉默的螺旋”的控制呢?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看似百花齐放的情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它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而且与平常老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大众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学观念，自然也无法对每个方案进行评判了。但这并不是说沉默的螺旋不存在了。我们之所以对“异说”如此敏感，甚至反感，就是因为我们是“沉默的螺旋”的拥护者。我们对于“异端”的容忍力是极低的，而那些持有异见的，更多的是出于宣传的考虑，甚至根本也不是策反的。

从更深层次说，如今的救市方案，从本质上是可以归为“救市方案”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占上风的观点”。倘若现在有人抛出“烂市方案”之类的东西，才是异说。而大众对于救市方案的默许，其实也是处于了沉默的螺旋结构当中的。

至于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兴风作浪”，我觉得和人类的心理特性有关系。大部分人的社会性强于个性，也就是说人们更愿意融入整个社会群体，而不是独自隐居山林，爱谁谁。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和群体分不开的。也只有在这个群体当中，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建立对自己的认同。

在浩淼的传播学理论中，女性学者的理论总是很有趣。她们的理论往往有形象，有比喻，也更生动。像沉默的螺旋理论，就是德国的女政治学研究者伊丽莎白 诺埃尔-纽曼提出的。相比于男性学者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程度，女性学者的更人性化，也更生活化。当然，就具备谈资了。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说，理论这东西，本来就是抽象的，若是具体化了，倒缺乏了思维的高度与深度。当然，作为一个观念来说，还是有趣的。